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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饥荒的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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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饥荒的记忆

2016-9-28 03:28| 发布者: seausun| 查看: 88| 评论: 0|原作者: 苍凉人|来自: 网络摘抄
摘要:   暑假期间,天天晚饭后去河边散步,散步归来,单位传达告诉我一位老同学拜访,是个女的,说是是海外归来……会是谁呢?我始终记不起来了,直到同学聚会时,我才恍然大悟:那是“失踪”了40年的陈……,见面之后大 ...
  暑假期间,天天晚饭后去河边散步,散步归来,单位传达告诉我一位老同学拜访,是个女的,说是是海外归来……会是谁呢?我始终记不起来了,直到同学聚会时,我才恍然大悟:那是“失踪”了40年的陈……,见面之后大家便是一阵寒喧,寒暄之后便说她发福了,说她发福了之后,就笑她“奶油面包吃多了”!她没有反驳,笑着说她是“饥饿性肥胖”……大家都闻所未闻,显得十分诧异。然而我是知道的,因为内分泌学对此作出过解释:“我们比1960年代更饥饿,心理上的因素大过生理上的因素。”那场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人太多太多、太深刻太深刻了……这就解释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粮食为何如此的节俭吝惜?!为何对残湯剩饭宁肯吃下去也绝不倒进潲缸?!如此一来,陈女士成了潲缸,她还能不发胖么?
  陈提出要去看看观音寺,她说她在海外多次梦见它。于是我们便乘车去游览。车行半小时走路半小时,我们终于到达。这是一座100多年的小庙,大饥荒时曾作为伙食团,后又改作保管室、村小学,这几年村民又把它恢复成庙……我们看见庙里塑了一排泥像,主座上是观音菩萨,分列两边的有如来佛、太上老君、灶王菩萨、土地公公、土地婆婆……还有一些也记不全了。不过只有观音菩萨座前和右边角落上的一尊像前点燃了香烛,我湊进一看,塑的竟然是毛泽东的像!我们迈出庙门,站在河边默默望着东逝水,陈站在我身边,轻轻地问我:“还记得这座庙吗?”我点点头,没有说话。“写写这座庙,写写那难忘的岁月吧!”我没有点头,也没有说话,我在回忆那场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大饥荒……
  昨天去新坪观音寺,回来后我也做梦,梦见一大群扛树子的农民,问他们到哪里去,说是去富兴赶场,於是便招呼我同行。沿溪沟而上,一路都是石板小道,大家都奋力爬坡,没有人说话。抬头望去,云山雾罩,隐隐约约中露出一座尖尖的石牌楼顶来,大家都望着这牌楼爬去、爬去……,这时,我突然醒了,仔细回忆昨天的游览和梦中情景,这才想起我一生中与观音寺三次相见与相别的缘份……
 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0年的初秋,大概是九月中旬罢。当时正是三年大灾荒期间,我们正在城北中学读初中,按学校规定学校各年级各班轮流去新丰农场劳动,其时正好轮到我们班。当时年龄还小,也就十二、三岁左右。早晨从学校起来,全班同学背着被盖、扛着锄头、挑着撮箕沿新坪溪沟上山,走到八点正,前面的班干部告诉我们:“观音庙要到了,可以在那里歇一下。”果然不一会就到了观音庙。我记得我们当时走的是石板小路,还比较宽,可以并行两三人。等我们赶到庙前,许多同学已在沟边的石桌石凳上歇息了。我放下被盖卷,抬头望去,眼前一面高大的石墙,有点象牌坊。正顶上刻有四个字“慈航普渡”,是从上到下竖刻的。这行字下面,从右到左三个端端正正的楷书:观音寺。怎么都叫它“庙”,而实际上又刻字称“寺”呢?当时年幼,始终闹不明白。整个墙壁从这面石碑以下都涂上了石灰,还有大跃进宣传画的痕迹,其它的都看不清楚了。只有进门两边的石门方上刻有一副楹联还依稀可辩,上联是:座上金莲拓开三千世界;下联是:沟中玉柳环绕十二岑楼。在我们休息的石桌石凳周围,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园形石柱,下面大上面略小,象一颗颗竖立的炮弹,这种石头挺硬,象是花岗岩。据说解放前妇女到观音寺求子,烧香拜佛奉灯油后,出门都要摸一摸、抱一抱这些石柱……
  我们整整走了一天,到新丰农场已经傍晚了。所谓农场,也只是一座农家院落,七八间土屋,颓败不堪,屋顶茅草发黑,多处塌陷,散发出一种霉臭味。我们按男女同学分为四个寝室,男同学多,住了三间,女同学人少,只住了一间,中间是厨房。厕所是连带猪圈的,在后房檐下,老师写上“女厕所”三字,贴在篾笆门上,而男同学呢,小便就只有在天井的粪桶里,大便就结伴到坡土上。这里的荒地荒土到处都是,一座山上有十几座院落,但座座院落都没人,到处墙倒屋倾,只有几只破碗破罐,还想象得出过去曾有的人气。我们的劳动是点麦子、匀油菜苗。农场没有牛,十几个男同学便当牛拉犁,拉不拉得动很有讲究,沙土地上拉得动,很轻松,而水田里你是断然拉不动的;犁把手也很关键,把犁把往上提,犁尖钻土钻得深,拉犁的同学累得腰酸腿痛,耕不了多少地,如果把犁把往下按,犁尖翘起,吃土很浅,拉犁就轻松得多,耕地速度就快得多。开始拉犁时,掌犁的是学校的工友,因为当时耕地深翻的要求,他真把我们这些娃娃当成牛了,犁头吃得很深,把我们拉得脖颈伸长、肩膀红肿,东歪西倒,也耕不了一块地。后来请了当地一个老农来掌犁,我们拉起犁来不但轻松,速度也快得多了。当我们问他原因时,他瘪着嘴苦笑笑,有气无力地说;“人都要饿死了,地耕那么深干啥?”女同学点麦子,麦子撒下窝,跟即就灌粪。据说麦子点下去几天就要发芽,但不知何故,在我们的麦地里,麦苗儿稀稀拉拉,总是不茂盛。去问问当地农民,农民没好气地说:“女人都生不出娃儿,地里还长得出麦子么……”
  在农场劳动的一个多月,学校说好给我们每天增加二两粮,给我们吃一顿肉的。盼啊盼啊,盼得总务主任终于上了山。但他带来的不是加粮加餐的消息,而是告诉我们,国家要还账,还要节约粮食,减少肉类供应,不过允许我们把剩余的油菜种子煮来吃,说是学校党支部专门研究的。油菜种子是发了霉的,又没有榨油房,这个咋吃?不知是谁想了个办法,先将菜籽炒熟,用碓窝捣碎,与油菜苗一起煮成稀粥,煮好后放点盐。如法泡制,煮出来的稀饭、呵,那个香味儿呀,简直不摆了!我们一天只有八两米,还要节约一两,是准备下山回校途中的干粮。试想想,这七两米对于背挑抬扛拉犁头的同学们来说,哪里够得了?……于是我们只有往锅里多潺水,原来我们每顿只能舀到二、三碗,现在可以舀到五、六碗,搞得快的男同学最多可以舀到七碗。这一来,可就坑苦了女同学,一来她们根本吃不了那么多,二来晚上起来解便也很不方便。我们夜里起来虽说是方便,可一晚上天井里的便桶却从没有空闲过,咣咣咣的冲便声从夜里一直响到黎明,弄得大家都睡不好觉,第二天出工都没有精神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女同学夜里起来不方便主要原因是害怕。因为后院是一丛丛竹林,竹林后坡上有七八棺新坟,有的坟前还矗立着没有烧完的香蜡钱纸,有的坟前插着的招魂幡还在风中蔌蔌抖动……记得有一天下午,我们去屋后山坡上补种小麦,路边蹲着一个老汉,脸色腊黄腊黄的,二目无光,象死鱼的眼晴一样。他在放牛,牛鼻索牵在手上,手袖在衣筒里。可下午收工,我们却看见他倒在坡地上,死了,但双手仍袖在袖筒里,手上仍挽着牛鼻索,牛儿仍在光秃秃的坡地上啃草……第二天出工时,我们又看见后山坡上多了一座新坟。记得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。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,困守在农场的我们,真正是又冷又饿又累。好不容易捱到轮班,我们领到六个米粉饼子,我路上只吃了两个,想把剩下的四个给害水肿病的父亲吃,可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,弟弟告诉我,父亲昏倒在讲台上,继母已送父亲回成都治疗……
  这一年的冬天,饥荒更加严重了。我们从农场回来后,饿得更没有力气。一天到晚,不管是上课睡觉,还是看书做作业,根本没有精神,老是想到吃。下午到校外打猪草,我是见什么吃.什么,红苕叶子、桑树果果、花生芽芽……只要是能进得口的,我们都弄来吃,记得有一种野菜,根部膨大,有筷子头大小,挖出来将皮一剥,很好吃。但我是成都人,从小在城市中长大,对这种野菜不熟悉,找到的不多,当然就吃得更少。一次外出打猪草,饿得我头昏眼花,见到一路一路回来的同学满嘴青紫,还不敢问他们哪里找的桑果子吃,只好问“哪里猪草多”?同学们也回答得有趣“水电沟”。於是我拖着疲乏的双腿,又往北门水电沟走去。夜,慢慢降临了,沟边的十几棵桑树,成熟的紫红色桑果全然不见,一棵棵寻去,也只有一二十颗。我只好背着背篼,沮丧地回学校。就在我下水电沟上跳蹬石的时候,一个女同学正在沟边洗手,突然站了起来,把一捧“野菜根”捧给我,“这种‘鸡大腿’很好吃,你试一试。”暮色苍茫,我望着这堆野菜根,馋得口水直流,虽然看不清这个女同学的相貌,但听她那纯净如银的嗓音,我就辨别出来她就是陈修琼了。她帮我放下背篼,我们坐在水电沟的石梯上吃起野菜根来,味道真是美啊!细细品味。那简直象白面蒸的馒头。我剥皮很慢,难得剥出一个来,她时不时地递给我一个,三口两口,我就吃下去了。自己手上的还没有剥完,她又递给我一个,我又吃。“我老家是通济的,但我从小就跟哥哥在临江长大,我们小时候就爱挖这种鸡大腿,叶子喂兔子;根根人也可以吃。”她轻轻地叙述着,仿佛深怕影响了我的吃兴。“这种菜根叫什么?”我一边吃一边问。“奶浆草”“唉,奶浆草。”就这么几句问答,淡淡的,随着潺潺的溪水向东流去。天已经黑了,教室里夜自习的灯光亮了,昏昏地,鬼火一样。“回去罢。”她说,于是站起来帮我扶好背篓,拉着我站起来,我站着等她,她却急促地说:“你先走,你先走……”我转过身离去。把她一人扔在黑夜里,溪沟边……
  仍然饿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打“吃”的主意,可是学校又在动员节约粮食支援建设,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。记得1960年秋季刚开学罢,学校传达了一个文件,说是成都五中学生周孜仁自愿将粮食定量从每月21斤减到19斤。号召全校师生向他学习……我的天!24斤减到21斤!21斤都要饿死人,还要减到19斤!!但学校又有一说,叫“自愿申请”。好了,只要说是自愿,老子不自愿,你把我咋办?!於是班上未写自愿申请的同学仅仅只剩下两个:一个是大龄学生李德龄,一个就是我。当时我还小,也不过十四岁,做不来口是心非的事,说不来言不由衷的话,饿就是饿,不饿就是不饿!当然,后来每月定量没有变,仍是21斤,据说是上面只是想要考验一下师生员工,看大家过不过得了“粮食关”。而这一考验,就把我夹到炭火上,烤成了“二面黄”,爹不亲娘不爱,永远成了个落伍者。所以后来师长们都说我不懂事。不过懂不懂事我不知道,饿的滋味我是深刻了解的……“饿”是人生百味中最难受的体验,有时人一“饿”,便饿出了兽的原形。虽然那时我受到班上和学校大会小会的点名和不点名的批评,但我木然相对,似乎这些都没有我“找吃”那么重要。
  想到“饿”,就想到当年对付饿的办法来了。当时我们每天七两米,又正值长身体的时候,而长年累月没有一丝一毫油气,这日子怎么打发?记得学校按照上面布置,采取“科学”的办法蒸饭,蒸出来的饭好象多了一点,但却没有一丝儿粘性,散糠糠的,很不好吃,一吃满口钻,好象是别人煮过,榨干了大米的汁液,把剩下的米渣蒸给我们吃一样。此种米饭我们称之为火米子干饭。后来炊事员才告诉我们,这是从成都“代食品展览”上学回来的“先进工艺”,叫“三开三蒸法”:即先把米用开水沸煮浸泡几小时,然后再蒸几小时,再沸煮,再蒸……反复三遍。这样看起来堆头象多了一点,可大米中的营养被浸泡沸煮破坏了、流失了。当时报纸上介绍这样的“科学方法”、“先进工艺”还真不少,有什么湖南的“一炒、一泡、一蒸做饭法”;北京的“烫面”、“双蒸”、“水磨”做饭法;辽宁的“食油食用增量法”……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看来,进入1960年,中央对全国大饥荒已有所察觉,并采取了除政治教育之外的一切办法。
  记得1960年秋季开学不久,在读报时间班主任读了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社论,题目是《大量生产小球藻》(7.6/1960),当时报上说小球藻营养好得很。“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五倍,比小麦高三倍多,用小球藻试制的糕点、面包,质高味美,清香可口”等等……当然,党说好就好,学校便雷厉风行生产、培养小球藻了。学校把两个洗猪草的三合土水池作为藻类繁殖池,还不知从哪里找来碾米的石碾,把水沟中的游丝草、青苔碾烂压碎,做为“藻苗”投入池中。记得当时是教地理的潘老师带队,我们斑七八个男孩去推石碾,开始分为三组,一个组投料,两个组推碾,但三个男孩子却推不动,当时人饿得站都站不起来,哪里还有力气干如此笨重的力气活?潘老师也饿得没法,他叫我们多加两个人,推的推、拉的拉,他也参加,沉重的石碾才缓缓转动起来。看游丝草、青苔、烂白菜叶子在碾道里粉碎,流出绿色的、浓浓的汁液,潘老师叫我们舀到水桶里抬到厨房去。碾道里的渣子便倒进藻类繁殖池,搅拌均匀后培养小球藻。但当时已是秋天,秋风秋雨,天气转凉,小球藻繁殖十分缓慢。一天傍晚,我看见学校工友将猪场的清粪水泼到藻池里,据说小球藻在粪水中繁殖迅速。当时学校师生都未怀疑过,因为政治课老师讲过:粮食蔬菜都要淋粪水,小球藻当然也不例外。直到后来用小球藻合面蒸出绿色馒头,吃过绿馒头的同学悄悄地说:有股尿味……我们才怀疑:小球藻是不是和粮食蔬莱一样,必须淋粪水才长?然而,绿馒头是拉煤运粮的高年级同学加餐才享受的,我们低年级虽然也挑塘挖堰,仍然一顿只吃三两火米子干饭。
  到了1960年的深秋,传达了中央“‘瓜菜代’领导小组”发出的《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(11.4/1960)》,正式提出了“瓜菜代、低标准”的口号。学校掀起了增种蔬菜的高潮。机关单位、厂矿企业都有增种任务,任务规定得很具体,一个单位多少棵,一个学校多少棵,一个年级一个斑,每个小组每个人,都是有具体任务的。我们每个同学都领了20棵牛皮菜菜苗,可学校却没有空闲地块栽种。组长带着我们满学校转悠,想找个地方把菜苗栽下去,找来找去,在学校猪圈后面的石墙下才发现一块乱石窖,七个同学,五男两女,搬的搬石头瓦块,运的运土运肥,好不容易才把这140多棵牛皮菜栽下去,看着焉塌塌的菜苗,也不知道它活不活得了,管它妈的,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可是没过几天,这块开垦出来的荒地却又种上莴笋苗,苗儿还长得好,绿油油的。我们一听说,气愤不已,大家跑去理论,还说要把莴笋苗扯了。但跑到地头一看,都是毕业斑的,人要高一头,谁还敢?于是不敢动手只好动口,扯筋骂架闹得不亦乐乎?这事惊动了学校党支部黄书记,他来才制止了这场争吵。毕业班的同学反映,上半年他们斑增种的几十窝南瓜被其它班挖了改种红苕,红苕挖了以后任务也没有算在他们班上,他们班“增种工作”得了个“后进”。黄书记叫两个班别吵,都算完成了增种任务,至于已收获的红苕,也给毕业班算一半……
  说起红苕,又想起红苕的两件往事。记得1960年的深秋,一阵秋风一阵凉,一阵秋雨一阵寒,在饥饿寒冷中熬煎的人,谁也没有想到其它的,一天到晚,只想到吃。如何填饱肚子,如何吃得好一点,如何能见点油晕,那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维核心。水肿病已从农村向城市蔓延,就连学校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患了水肿病,当时我们不知此病何名,只是手脚浮肿,然后蔓延至大腿、肚皮,最后到脸上……人也没有一点精神,不想走不想动,最后连话也不想说,一天到晚躺在床上,慢慢地消耗下去、消耗下去……记得一天晚自习,学校门卫来通知我,说是家里有人找我,到大门口才发觉是弟弟。当时弟弟还很小,也就10岁罢,见我出来,悄悄对我说:“走,家里有红苕……”我知道当时任何人家里是不准藏有粮食的,有粮者非偷即抢,过不了“粮食关”要层层批斗,要劳改坐班房的。退一万步讲,即使有点瓜瓜豆豆,家里沾铁的东西都搜去大炼钢铁了,无锅无瓢无刀无勺,你拿什么煮来吃?但一听说有红苕,那怕是生的,也象山珍海味,于是向班主任撒谎,说家有急事,请假一晚。但他只同意一个小时,熄灯前必须回校。我与弟弟急忙忙赶回家中,回家一看,他是用父亲熬药的砂罐子煮的,红苕早已粑了。我们围坐一起,在如豆般的煤油灯下狼吞虎咽起来……弟弟告诉我,红苕是他们几个同学在凯江河边增种地里抠的,河边是沙土,好抠!我一边吃,一边告诫他注意点,别叫人逮着了。吃完红苕,弟弟赶忙洗砂罐,我把没有烧烬的柴禾灰倒在竹林里,还仔细地用落叶盖起来。打扫干净,我看见煤油灯一跳一跳的,跟鬼火一样,知道快没油了,于是嘱咐弟弟用扁挑把门顶好赶快睡觉。我出得门来站在院子里,看屋里灯光熄了,这才转身回学校去。
  记得还有一件事,也是有关红苕的。一天晚上,我实在饿得睡不着,因起夜解便时发现学校猪潲锅里有一根红苕鼻鼻,大约有乒乓球大小,椭圆形的,于是翻来覆去老是睡不着,听见周围不断有起夜解便的同学来来去去,心里更是挂念起那根红苕鼻鼻来。终于又起身到厕所去,一看还在,四下一瞧,没人!于是赶快捞起来擦干净带回寝室,躺在床上咬了一口,咯嘣咯嘣响,真是美味……突然,上铺有了动静,也是在翻来覆去,我一吓,赶忙用铺盖盖住头,在被窝中又咬了一口……吃完这一口,似乎惊醒了周围的同学,他们三三两两在床上翻来覆去,有几个还起身去厕所,于是吱吱嘎嘎的床铺声,踢踢踏踏的拖鞋声……我终于不敢再吃了,慌乱中把吃剩的红苕藏在垫棉絮下面,好在吃了两口,心稳住了,终于堕入梦乡。
  第二天,厄运降临,我被同学揭发,说是偷学校红苕吃,过不了粮食关。而我坚决不承认。“偷”於我来说是何等的丑事!从小家里就教育我们,子曰: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则滥矣!”只要穷而不滥就是君子。但“偷”算不算“滥”,小小的我,认识有限,把“偷”与“滥”等同起来,所以我决不承认。谁知老师叫查,而且叫班委会干部动手。班委会五人:班长副班长劳动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。除文娱委员是女的,叫陈修琼外,其他均是男生,五个人齐齐来到我的床边,一一翻拣,仔细搜寻,果然在垫棉絮下发现那啃了两口的红苕鼻子,他们拿着红苕鼻鼻走了。我忍住泪水,整理着被翻乱的床铺,拣起掉在地上的书籍。然而陈修琼还没有走,她一个人留了下来帮我收拾掉在地上的东西。一本小说《寒夜》引起了她的注意,因为扉页上题有:“子康兄哂阅,芾甘,三十四年十月”的字样。她捧着那本发黄的小说,半信半疑地问:“说是巴金题的?”我正没好气,一把抢过书来压在枕头下,根本没有理她。当时我的心里对班上的干部,包括她都恨得牙痒痒的。饥饿已使人发狂,背地里的出卖和面对面的揭发使年幼的我犹如坠入地狱,想到父亲的水肿病转院成都能否治好,年仅11岁的弟弟一人在家怎么度日?我终于忍不住了,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,她也没有走,靠着床架看着我,隔着泪水,我发现她的眼眶也充盈着晶亮晶亮的东西……
  那一年,我的成绩不仅是全班第一,而且也是全年级第一,但因为“红苕鼻鼻”事件,我的操行仅仅得了三分,得这种操行分的全年级也不过十多个,后来这些操行三分的同学大多劝其退学了,我也差一点“劝退”,好在我的成绩帮了忙。
  饥饿象瘟疫一样蔓延,人们纷纷现出“原形”:小南街小学体育教师杨富尊夜晚去西山生产队偷红苕,被逮住吊在谭家街,吊的“鸭儿浮水”;小时中江中学的玩伴,一个女孩子,叫林珠的,当着同学的面,把班上仅有的一瓶清油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,任由人抢夺,她死都不松手,得了个绰号,叫“偷油婆”;家里给的五元钱伙食费,我由城濠上河堤到学校去交费,但这一带有偷偷摸摸卖糠饼、卖麦麸饼、卖老鼠肉的,八角钱一块糠饼、一元五角钱一只老鼠……等我到了学校,五元钱早已吃个精光;记得一个晚上,黑黢黢的,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小十字在卖盐菜母猪肉,很便宜,才八角钱一包,据吃了的人说,肉绵扯绵扯的,还不错!我拼命挤进去,见两个卖肉的,黑衣黑裤黑帽子,一个按住背篼,一个住外拿荷叶包,一包八角、两包一块六……搞都搞不赢!在买肉的人群中,我发现有不少认识的人,有县人委的干部、有邮电局的领导、有学校的老师……我没有买,因为腰无分文!然而第二天却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:派出所昨晚在小南街抓到两个卖人肉的歹徒……哎呀呀我的天!!
  虽然饥饿仍然在煎熬着我,但我实在不敢乱打吃的主意了。弟弟给我准备了点黑酱,每顿把“月饼”厚薄的筒筒饭吃完后,便放上点酱冲开水喝。当时学校女生有一个特权,每人都可以用一个竹壳水瓶到伙食团打开水,而男生只能到保温桶倒水喝。一天我到保温桶倒开水,没有了。于是不自主到向伙食团走去,我还想找一点开水冲酱喝。刚走到厨房门口,突然陈修琼从门边闪了出来,一句“帮个忙”……话还未说完,一碗肉炒豆豉饭倒进我的饭筒中,足足有半斤多。动作之快,我还来不及反应,当我想说句什么的时候,她早已提着竹壳水瓶,披着刚洗未干的长发,消失在饭厅的尽头。我赶快走到洗碗槽边,大口大口地刨起来,开始来不及细嚼慢咽,只是到了最后几口,才品味出它的美味来,油汪油汪的,整个口腔,胃腹仿佛都油透了,比起天天读报宣传的南瓜青菜汤的“共产主义”来,这一碗肉炒豆豉饭的“共产主义”更象是“共产主义”了。……最后几口,我是慢慢品尝的,肚子吃饱了,嘴里有油了,想问题似乎也比较细致一些了。我想:她和其他班委干部还是不同的,她的善良、宽厚和富于同情心,对于我这个倒霉蛋来说,至少还带来一丝丝儿的温暖。
  一九六0的冬天,是一个严寒的冬天。同学们回家过星期总可以带点吃的东西来:干豇豆、芽菜、泡菜、豆豉、炒葫芦、炒豌豆、黑酱……但每次回学校,大家都沉默寡言,常常班上座位空缺,点名时老师问请假原因,大多是家里有亲戚去世:父亲母亲、爷爷婆婆、叔叔伯伯、婶婶娘娘……整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无精打采,上课老师撑着讲台,说话一句一顿,有气无力,上体育课都不出操了,大家靠着墙,坐在乒乓桌上,谁也没有气力去运动。学校增种的红苕和蔬菜,天天晚上被人偷。于是各班派人轮流值夜,而值夜多是班干部,这可便宜了他们,他们不仅吃生的,而且还用尿罐煮红苕吃,吃不完还藏在草丛里,等第二天晚上继续吃。一时间上上下下、校里校外偷盗成风。无一例外都是偷吃的,而被逮住的有老师、有干部、有居委会主任、有治保主任……而上半年我偷吃猪食的事似乎大家早已忘却了。直到教师伙食团大师傅为儿子偷筒筒饭一事揭发后,全校哗然,我的事就更不算什么了。现在想起来,古人真是说得好“仓廪足而礼义兴”啊。
  大约是一九六0年的深冬或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罢。中央发出了紧急指示信,全称叫《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》,因为有12条具体的内容,后来又称“十二条”。不知是因为阻力大,还是宣传能力有限,上级也给我们学校分派了任务,要各班由干部带头,带上朗读能力强的、语文水平高的同学到附近农村去宣传这个“紧急指示信”。鬼使神差,一早起床,陈修琼便叫上我,说是安排我和她去新坪观音碑宣传“十二条”。当时我是又惊又疑又喜,惊的是我这种人上级还会要我当宣传员;疑的是陈修琼之说是否属实?喜的是我的表现终于得到认可,今年操行可能不会再得三分了。我兴冲冲地与她一起离开学校,迎着冬天暖洋洋的太阳往新坪走去。冬天,凯江河水快要干涸断流了,水电厂出水口的下游搭起一座便桥。这种桥就是在河中央支上两个木架,再在木架上铺上几块木板,闪悠闪悠的。这种桥本来走过多次,从不觉得舒坦,但今天走在上面,颤悠悠的,十分惬意。我走在前面,有意闪了闪桥板,心里感到一阵喜悦和高兴,这种情绪有如忽悠悠、颤巍巍的桥板,一阵快感从脚底升腾到全身。这是进初中以来从没有的感觉,真是神奇极了!“唉呀唉呀……”突然走在后面的她惊叫起来,这时我才真正注意到她。她脱了平常穿的棉衣,一件深灰色夹袄紧紧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,两根小辫随上下起伏的桥板飞上落下,双手张开,眼睛紧紧盯着闪动的桥板。冬日的阳光斜射过来,将她的侧影印在凯江河的水波中,与鳞鳞的水波一起闪耀着金光……我看不清楚她的面庞,但那波光中的人影已足够使我惊叹。我赶快停下来,慢慢走过去牵着她的手,把她从桥上扶过来,开始我觉得她的手冰冷冰冷的,过得桥来,突然觉得她的手发烫,而且汗津津的。“吓着了罢?”我笑着问她,她抬起头来盯了我一眼,她的双眸澄碧如洗,充满了灵光。这一次是我首次问话,但她却没有回答我,似乎以前多是她问得多,我答得少,这次她反其道而行之,算是扯平了。一路无语,我们一前一后跟着走,多是她在前我在后。田里光秃秃的,该是麦苗拔节的时候,却只看得见稀稀拉拉的麦苗。其实在农场我早就听说,农民饿得把麦种都偷吃了,有的队用大粪拌麦种以防人偷,但一到晚上,农民就扒出来洗干净,和着野菜熬粥喝。人人都是只管眼前,至于明年,谁还管它呢?能活一天算一天罢。我喜悦的心情被她的沉默冲得淡淡的。一路无语,走到一座山背后,看见一片瓦房,瓦房前几丛干枯的竹子在风中颤动,绕过竹丛,突然几声凶猛的犬吠,嚇得陈修琼倒退几步,紧紧抓住我的手臂,我把她拉到身后,弯腰拾起两块石头。这时,从瓦房里走出来两条汉子,一见我们立即就问:“是城北中学的宣传员么?”“是是是……”我们连声回答。在汉子的引领下,我们走下土坎,来到瓦屋前。这时,我看到顺墙一排靠着躺着七八个人,大多是老人,男的女的都有。我们走近身旁,他们也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。陈修琼拉了拉我的手臂,悄悄地问“死了么?”“没有,可能是晒太阳的。”我也悄悄地回答她。她拉着我走过土沟,钻进瓦屋的小门。门里是两间厨房,两口大毛边锅咕咚咕咚地煮着红苕,清汤寡水,灶上什么都没有。一箩筐牛皮菜放在灶台下,但还没有洗。已经10点过了,这是煮早饭还是煮午饭?一问,原来是只吃两顿。那个汉子领着我们从厨房钻出来,眼前豁然开朗,原来是一个凹字式样的堂屋和厢房,屋子里挤得密密麻麻的,全是人。这些农民手上提着瓦罐,端起红土巴碗,坐的坐、蹲的蹲、靠的靠……真正站得伸展的人没有几个。汉子跳上长板凳,扯开喉咙吼道:“今天上级派了宣传员来给我们读12条,格老子好生听,是毛主席的信哈,好生听!”这个人说话有底气,钢响钢响的,看来他吃得饱。周围排队打饭的农民什么话都没有说,不声不响地提着罐,端着碗,只顾着舀汤锅儿红苕,只听到瓢碰碗、瓢碰罐的沙哑的哐哐声响,还有喝红苕汤的嘘嘘声。陈修琼拿出油印的几张纸交给我,把我扶上高板凳,让我念。我一看,上面抬头就是“中央对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”。我迅速浏览了一遍,开始朗声念起来:“(一)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,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。这一制度,从1961年算起,至少7年不变。(二),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“一平二调”的错误,凡是平调的各种财物,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。三,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……”等我朗声念完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似乎充耳不闻,对我们也视而不见。没有任何反应,没有任何议论,大家唯一关心的是手上的碗,碗里的红苕,其余一切似乎离他们太远太远,远得来象另一个星球的事。我们读完以后,汉子把我们请到厨房侧门外的磨盘上,指着两大碗汤锅红苕,一连声说:“对不住对不住,只有这点东西招待了。”我一看,两碗红苕,碗大得象钵盂,舀得干干的,还堆起冒儿头来。我倒没有想那么多,端起就吃。陈修琼在一旁看着我,苦笑着说:“这有点象喂猪。”“啥啊?喂猪?”我从未在农村住过,当然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她叹了一口气,又往我碗里拨红苕,直到垒得盛不下才罢手。我看着她瘦削的面庞显得格外清秀、发辫也泛黄,瘦筋筋的手儿露出细细的青色血脉,忍不住也劝她:“你也要多吃点嘛!”“别管我,我的身体我晓得。”我再也没有说什么。低着头,真象猪一样吭哧吭哧把一钵盂红苕吃完。我抬起头来,发现她仍然在盯着我,她的碗里还有一半多没有吃完。当我看见她又要往我碗里拨时,我立即端碗走开,边走边说:“胀饱了,靠实胀饱了。”“真的?”“真的真的。你晓得,猪也不过吃那么多嘛!”她这才相信,端起碗吃起来。我找了块石头想坐下来,但实在坐不下来,胀得动都动不了。我只能站着看她吃。突然,几个小孩围了上来,紧紧盯着她,孩子们手上都拿着舔得干干净净的空碗。陈修琼转过身子背对孩子们,但这些孩子也跟着她转,眼睛死死盯着她的碗。她迟疑了一下,终于给几个孩子碗里都拨了一些红苕,孩子们似乎也没有吃,端着碗钻进食堂去了。我走过去,发现她的碗虽然空了,但她的脸上却洋溢着一种满足而慈祥的笑容,散发着从未见过的圣洁的光彩。我们靠在磨盘上,互相盯着笑,我想当时我的笑是低等动物的笑,而她的笑要高尚得多。看着当顶的阳光已偏西,我说:“回去罢。”“还早呢,”她好像还不愿意走。我没有再说什么,和她并肩靠着,沐浴在冬天的暖洋洋的日光里,心中十分舒坦。
  太阳已偏西多时,田野里才看见三三两两的农民柱着锄头,慢悠悠地往地里挪动,我们这才转过身来,重新钻进厨房,想从小门出来,沿来路回去。但小门外已挤了不少农民,忙忙地找抬杠、找绳索。不知在忙什么。我人比较高,挤进去踏在门槛上往后房檐瞧,原来挤在后屋墙根晒太阳的有两个老人死了,其中一个用席子卷了,正在捆,准备往外抬,另一个死的是一个老太婆,围着的几个男人女人正在哭,哭声喑哑,好像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了,或许是见惯不惊,眼泪早已哭干。我听见有人在喊林队长,领我们进来的汉子正在忙于安排丧事,我想给他打个招呼,告别回家,但看他忙得很,心情也不好,便对炊事员说:“我们回学校去了,你给队长说一下。”炊事员点头答应,把我们从堂屋厢房领出来。他说:“这是观音庙的一条大路,左去德阳,右去中江,你们沿大路一会儿就到了。”我们告别后,回头一看,这正是观音寺的正门,这是第二次见到观音寺了。去年秋天经过这里,柳枝依依,溪水叮咚,而不到一年,树叶落尽,草萎水枯。去年看来还茂盛的榆树而今树皮剥尽,早已枯死,而沟边,田坎,到处挖得疮痍满目。人们在地下到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以度过大饥荒。我和陈修琼抬头看了看牌坊式的观音寺大门,一些字迹早已湮灭,最顶上竖写的“慈航普度”四个字还在,而真正能让人们度过大饥荒的观音菩萨在哪里呢?我看了看陈修琼,她眼睛里充溢着迷惘、凄楚的光,我当时想,对于我来说她可能就是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。因为在当时,父子不认、夫妻夺食的现象太多太多了。延续几千年的伦理道德面临崩溃,能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中想到别人的人,总之是少之又少。当然这是我以后才意识到的,当时,我们也只是默默地回学校去,一前一后,到学校大门,我还借故和她拉开距离,看到她进了学校,我才慢慢走回去。
  一九六一年的饥荒似乎要比前两年要好一些了。听说农村已允许家里动火冒烟了。集体伙食团虽然还未解散,不过除了应付检查团煮煮大锅饭,平时都把粮食、猪肉、菜油悄悄分给各家各户。农村的同学最先恢复生气,他们从家里带来的菜已有不少油荤,零食也从不离身。城里的同学虽然困难一些,但我们的供应定量已经增加了三斤,每月24斤了。学校上课时间少,劳动时间多,挑塘挖堰、运粮运煤,累得人直不起腰来。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“饿”。其次就是“劳动”。三年初中,我就是在“两怕”中苦苦煎熬。常常是掐算着日子请病假。也怪,我一请病假,孙医生就批准。孙医生的医疗室坐着站着许多学生,围得他水泄不通,他在一个大本子上写上就医学生的病况,一边写一边问:“几级几?”原来他问的哪个年级哪个班的,他既不听也不看也不诊,一律开糠团丸和葡萄糖,拿起各人走。常常,孙医生把我留在最后,除了要我帮帮他的忙,搓糠团丸、裹棉签、剪纱布外,也问我父亲在成都治病的情况。我告诉他,父亲在成都由于全家精心照料,已快痊愈时,孙医生叹了口气:“什么病?饿唠病,这种病我见得多了。”孙医生叫孙希山。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少校军医,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中,在淮海战役中,他见识得太多太多了。他常常要喝酒,没有酒,他用医用酒精兑点水也要喝。一天,他要我帮他煮针,说是要去给一个女生打针,说起这一些女同学,他连连摇头,“太惨了,太惨了,寒冬腊月还要人家跳到冬水田挖烂泥,都得妇科病了,人家以后怎么生娃儿呢?”煮好针以后,他包扎好,拿起压在桌上的诊断单,我瞄了一眼,病人一栏写着“陈修琼”,医生开的药都用的是拉丁文,我看不懂,但通过孙医生的话也明白了三五分。回忆起春季开学,陈修琼经常缺课,有时三两天,有时一两周,因缺课太多,成绩下降很快。有时班上的文娱活动也没有人主持,例如早读和晚读带领唱歌就没有人。班主任有时就叫我定个调开个头。我也只有领唱,记得当时最爱唱的有电影《青松岭》插曲:“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,奔前方啊!……”
  一九六二年,伙食团彻底解散,农村户口的同学各自带米到学校在伙食蒸饭。虽然麻烦,但能够吃得稍稍饱一些。人因吃得饱而变得理性起来。当时学校洗碗池边,每到蒸饭时间,热闹非凡。淘米、削红苕、洗碗……大家有说有笑,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到陈修琼来到池边淘过米蒸过饭。很想问一问女同学,不过当时男女界限特严,很不好意思开口。后来终于从传闻中听到一点消息,说她既不是城镇户口,又长期没在农村住,所以两头滑脱,粮食成了问题,她哥哥正在为她的户口奔忙……当时因各种各样原因回农村的人很多,有工厂解散回农村的,有学校停办回农村的,有全家下放到农村的……难道她也因为分不到粮食回农村去了吗?想到这里,我心里好像有一条虫子在爬,怪不舒服,14岁的我心中弥漫着一丝丝淡淡的哀伤。然而人世上的事情往往是以为未必所料,却恰恰正如所料起来,陈修琼从此便如蒸发一般消失了。后来有人听说到新疆建设兵团去了、有人听说到大庆油田去了、有人说随哥哥调到外省去了……阿弥陀佛!还没有人传闻说她死了的!
  人的一辈子要经历很多事情,但很怪,记得的不多,忘记的却不少。我想忘记了的并不足惜,而留下的才是弥觉珍贵的。而其中最最珍贵的记忆就有我所经历的大饥荒,而在这场亘古罕见的大饥荒中,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在这场残酷的饥饿中,人性和兽性、圣洁与卑劣,无所隐匿、无所遁逃……这正象淘沙披金一样,流沙与岁月渺渺东去,真正留得下的才是金子。
  短暂的同学聚会令人欣喜、兴奋,但离别又令人愁怅,陈修琼要我在观音寺门前的同学合影照后写几句话,我想了想,把莱蒙托夫的诗《帆》写给了她:
  在淡蓝色的雾中
  孤帆闪耀着白光
  它在寻找什么?
  在这遥远的异地
  它抛下了什么?
  在那自己的故乡
  
  波涛汹涌、海风呼啸
  桅杆弓起腰来,发出嘎嘎的声响
  唉,-----
  它不是在寻求幸福,
  也不是为躲避幸福而逃亡
  它下面是碧绿的海水
  它上面是金色的阳光
  而它,却在不安地
  不安地祈求着风暴,
  仿佛只有在风暴中,
  它才能得到安详! 2011-07-19 00:18:36

路过

雷人

握手

鲜花

鸡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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